文

八尺

在上海打工二十多年，父亲总算有了一辆自己的车。这是一辆二手奇瑞，已接近报废，花了不到六千块钱。

他把奇瑞开回家，停在门口，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，附上一句话：有车一族，不过如此。

话里透着骄傲，或者无奈。再破的车，好歹是辆车。当初和他一起从村里走出来的同乡，有的在上海买了房，安了家，有的组建了自己的货车队，有的做起了生意。发现自己掉了队，父亲便很少再与他们联系，春节也不回老家。

车主和车子需要磨合。好车就像聪明孩子，一教就会，一说就懂。破车是笨小孩，垂头丧气，冥顽不灵。也许我就是一辆“破车”。此后几年，父亲一边修理汽车，一边修理我，一边修理自己的身体。

在一个个清晨，他拎着一桶水下楼，迎着日光，用破旧的抹布擦洗那暗淡无光的车身。

练车

大学的某个暑假，他打电话给我，说假期别回来了，在学校附近报个货车驾校，考个B照。我说，为什么要考B照？他说，能开货车，多一个实用技能。我说，身边的人都学C照，我也想学C照。他没反对，当天就把学费转了过来。

拿到驾照后，他凭借自己作为父亲兼职业司机的双重嗅觉，断定我技术不过关。于是制定出一套方案——买辆车，对我进行进一步上路训练。

寒假时我从北京回到上海，又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，一下车就看到那辆奇瑞车停在桥边，深黄色的双闪灯向我发出指引信号。他下了车，双手扶腰，晃晃悠悠地向我走来，把行李箱接了过去。

我问，你腰还好吧。他说，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他自然而然地绕到了副驾驶那边，这意味着驾驶座留给了我，一次摸底测试将要开始。

我上了车，双手放在冰冷的方向盘上。打火，踩离合，挂档，松离合，踩油门，起步了，车向前猛冲了一下，熄了火。同样的失误又发生了两次，第四次车总算跑了起来，但并没那么顺畅，有种拖拉机般的颠簸感。换挡的瞬间，车底连续传来吱吱吱声，深踩油门，车又猛冲了出去，完全像匹不受控制的野马。

一路上，我手忙脚乱，无暇顾及别的，只能听到旁边的唉声叹气。汽车晃晃悠悠地开到家，他下了车，砰地一声关上车门，走进狭窄黑暗的楼道里。

妈妈做好了一桌菜，他开了瓶白酒，咕咚咕咚倒了大半杯。喝下一大口，他举起一只手，对我说，这个假期我出五千块钱油费，给你练车。我点点头，也喝了一口酒。

这里不是我的老家，只是城市边缘的一个村子。父亲的厂子搬离上海市区后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安置在这个村子里，每天按部就班地开车送货，常跑长途，轮胎的轨迹遍布江浙沪一带，腰背也逐渐直不起来。

他租的是当地村长的老房子。村长一般不在这里住，只有村长的父母留在这里。一个没有围墙的小院，一边是破旧的二层小楼，一边是低矮的砖瓦房，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。其中不乏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往往只是过客，从市区跑过来，因为吃不了在厂里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苦，多则半年，少则几天，就灰头土脸地溜了。

父亲在这儿一住就是十年。除了四季变换，四周的环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，路边全是工厂，路上全是货车。

每年春节，村长和他的兄弟姐妹会从外面赶回来给他的父母拜年，门口停着奔驰、宝马、奥迪，最差的也是别克。父亲的奇瑞停在豪车当中，丑态毕现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下楼擦车。

那天村长看到正在擦车的父亲，向他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根中华烟，指了指他那灰头土脸的奔驰。父亲一向不吸烟，所以没接，站在原地，双手扶腰，愣了一阵，接着拎桶上了楼。

一会而他下来了，手里拿了一块新抹布，换了一桶干净水，开始给奔驰车擦洗。

二手奇瑞再怎么擦，依然是旧车，年老色衰，油漆残破。而奔驰只需稍稍一擦，就焕然一新，车标闪闪发亮。完事后，村长手里举着一张一百块钱的纸币，和一包中华烟。父亲看了看，拿走了那包烟，走回到自己的车前，打开车门，扔了进去。

春节时，这个村里没什么人，晚上小院里各家各户都不再亮灯，打工人都已回家过年了。外面响起烟花爆竹声，鲜红的纸灯笼在阳台的晾衣架上摇晃着。

我走到阳台上，望着夜空，计算着烟花爆炸那“美的瞬间”到底持续了多久。其实，心里想的更多是开车技术，倒车入库的要诀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换档才不会卡壳？坡起怎么才能不溜车？

第二天我打开车门，发现村长给的那包烟放在驾驶座上。父亲一向对我抽烟的事耿耿于怀，但为了鼓励我继续练车，抽烟成了他对我的默许。

这车原本就是为我练车准备的，不是他的虚荣心作祟，也不是为了和什么人攀比。他唯一能用来和别人攀比的，不是别的，恰恰是我。这种想法有多强烈，结果就有多失望。

整个寒假，父亲一直在教我练车，从倒车入库开始，到换档，再到坡起。在一片僻静宽阔的乡村马路上，我坐在车里，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用脚把两块砖头排在路边。

失去了驾校的那套训练方法，倒车入库变成一件没有参考标准的事，轮胎屡屡轧到两边的砖头。换挡考验的是反应能力和预判能力，档要趁速，多快的速度挂多大的档。坡起的难度往往是出于对溜车的恐惧。

“爸，这车方向盘太硬，掰不过来，入库总是错过最佳时机。”

“是你反应慢，能开破车的人，开好车就不在话下。”

“换档时为什么老是卡壳？”

“你的速度和档位不匹配。”

车停在坡上，我说，“是不是深踩油门就能开上去？”

他说，起步重要的不是踩油门的深浅，而是把握松离合的时机。

汽车昂昂昂地嘶鸣着，松开离合的刹那，车还是熄了火，顺着坡直直地溜了下去，好在后面没有其他车辆。

车停在路边，情急之下，我再次打火，踩下离合，右手推动档把手。当我抬起手时，发现档把手依然在我手里握着。毫无疑问，它已被我掰断。

我们坐在车里，静默了好一阵。他突然问我，带烟了没？我掏出烟，递给他一根，帮他点燃。深吸了一口后，他缓缓说：

“往后人生的坡还有很多，而你根本没有准备好，将来我们一家人都会坐在你的车上，你稍不留神我们全都完蛋。”

他下了车，双手扶腰，把烟头扔在地上，踩灭，打了一通电话。记得那天过了很久之后，修车的人才赶过来。我本坐在马路牙子上，站起身，跨过地面上铺满的烟头，走向他那充满担忧的情绪里。

父亲的腰在上海动手术那年，是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，得知他将动手术的消息时，我正处于失业状态。就好像汽车爬坡，还没上去，又彻底溜了下来。

趁失业之际，我买了去往上海的车票，医院。他的腰在二十年前就受过伤，动过手术，之后又由于常年开车，早落下了腰间盘突出的顽疾。这次动手术，实在是因为迫不得已，不然不仅开不了车，连走路都困难。

好在是微创手术，术后休养几天便可出院。出院的前一天，他考虑到自己行动不便，让我回去把车开过来，第二天一家人开车回去。我完全照做。

办完出院手续，我们一起下楼来到停车处。可是这辆二手奇瑞怎么也打不着火，他站在车外，双手扶着车屁股，对我说，“一定是你昨天停车没关车灯，电耗完了”。我说没开过车灯。

“那为什么会没电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但凡你知道点什么，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。”

我火冒三丈，“你从来就没考虑过你的车有问题，也从来没考虑过你自己的问题”。说完，我摔门而去，跑到远处抽烟。

他沿着车身走到后备箱，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根导线，转过身，腰顶着车屁股，向过往的车辆挥手。

终于有辆车停了下来，车主下车打开了引擎盖。在妈妈的搀扶下，他在两辆车之间往返了几趟，用导线将两个电瓶连接，这时妈妈喊我过去。我坐进车里，准备打火，随着那辆车的油门声加大，连续打了十几次火，直到那突突突声一直连续下来，车才总算成功启动。

从后视镜里，我看到他蹒跚着向我走来，双手扒在车上，横着身子，艰难移步。到了窗口，他说，带烟了吗？我把烟递给他，拿出火机，准备给他点燃。可他拿着烟走了，原路返回，把烟递给那位车主，并说了一番感谢的话。

这对我来说又是新的一课。

路上遇到不少红灯，每次停车再起步，都是件很困难的事。车上人数不同，对离合和油门的把握也会不同，一松一踩，需把握好时机车才能往前走。不可避免，路上还是熄了好几次火，他坐在后面唉声叹气，我从内后视镜里看到那紧锁的眉头，一心想要逃走。

第二天我就收拾了行李，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这里。回北京继续找工作，是当时来看最无可奈何的选择。

大学毕业的前两年，我曾去过两家公司，都做过司机的工作。一开始也不想做司机，但又没有其他可靠的技能，每天带着老板四处见客户，逐渐就成了司机。

第一个老板的车是奥迪A6，自动档，4T涡轮增压发动机。毋庸置疑，车的方向盘极其灵敏，不需要换挡，即使堵在了四惠桥的斜坡上，再次起步只是一脚油门的事。当初父亲对我的指导，全都没派上用场。

父亲知道世上有那样的好车，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开那样的车，他不确定的是，我能否有那样的车。

父亲从来都知道破车的问题，也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只是，对我这辆“破车”他无能为力。

“老司机”

父亲在XX物流干了五年货运司机。准备离职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心情异常失落，几乎一夜没睡。

第二天，他早早起床，披上那件XX物流的冬季工作服，到卫生间里接了一桶水，拎到楼下，擦洗他的二手奇瑞。

正值春节前夕，当清晨第一抹阳光照在二楼的窗台上时，汽车发动机突突突地了响起来，声音由近及远，渐渐消失。

XX物流刚更换管理层，新领导对司机组进行了年轻化改革，“老司机”要么自己走，要么留职降薪。年近五十的父亲，成了那批被淘汰的司机之一。五年来，他开车没有发生任何大小事故，还因为熟练的驾驶技术，和节制的驾驶方式，获得过“年度最佳司机”的荣誉。

这些都已成过去，他不得不接受现实。

幸运的是，离职当晚，张老板向他发出入职邀请，月薪翻倍，给交五险一金。父亲欣然接受。

张老板是他去XX物流之前的老东家，他对父亲说，回来吧，没别的原因，我就是信任你，相比你的技术来说，你的真诚更值得信任。

父亲第一次离开张老板的厂子，却是因为妈妈。

张老板的工厂是生产吸塑包装盒的，厂子不大，只有几台机器，三十几个工人，父亲的工作是开车送货。

头几年，厂子在上海松江市区，因为租金压力，就搬到了郊区。父亲带着妈妈一路跟来，在新厂子附近租了房，把生活安定在了这里。

妈妈也进了这个厂，由于身体原因，只能干些轻便的活，在食堂盛饭、打扫卫生、捡货，都干过。那一年厂子经营不善，前两季度亏损了几百万，一些员工面临被裁的危险。厂长是老板的表兄弟，他列出一张被裁人员的名单，其中就有妈妈。

妈妈向来脆弱敏感，受不了委屈，一生都活在父亲的庇护中。看到名单后，她哭着走回家，恰好在门口碰见刚送货回来的父亲。

父亲领着她去见厂长，走进车间，质问他说，这厂子谁说了算？厂长说，裁人这种事，我说了算。他说，你是公司法人？厂长说，我不是法人，但我有权决定裁谁，再逼逼，我连你也裁掉。

父亲绰起旁边的吸塑棒，朝对方耳门抡过去，好在那根棒只裹了很薄的几层吸塑，不算硬，厂长并未受伤。在众人的阻拦下，两人总归是没打起来。

两人都去了张老板的办公室。在老板面前，厂长捂着耳朵，对父亲说，我不弄你，但今天我们俩，必须走一个。老板喝斥了一声，把厂长撵了出去。

老板给父亲倒了杯茶，准备扔给他烟时，他摆了摆手。

老板说，这几年你干的很不错，但今天我也保不了你。

“明白”。

“我知道你儿子正在上大学，家里收入不能断，所以给你补两个月的工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还有什么问题没？”

“我可以走，但我老婆不能走，让她在这打扫卫生，一个月给两千就成，不用上社保。”

老板犹豫了一会，点了点头。父亲走到门口，老板又说，儿子上学实在没钱交学费了，吱一声，我私下借给你。

此后，父亲经常会给老板送些家乡特产，每逢老板家里办喜事或丧事，诸如儿子考学、结婚，双亲陆续离世，父亲都会带着妈妈去他家祝贺或慰问，并给一千块份子钱。

妈妈说，我们和人家根本不是一路人，花钱维护这关系干啥？父亲说，这不是维护关系，而是还人情，你挣那点钱不容易，他能留下你也不容易。

毕业后的第一年，我进入一家小影视公司，有事就写写文案，没事就给老板当司机。那车是奥迪A6，空间开阔，座椅舒适，减震极好，过减速带也几乎感觉不到颠簸。

在那半年里，每月工资，交房租，吃饭，完全不剩钱，春节照常去上海陪父母过年。

除夕前，父亲会带回来一些零食、对联、和待组装的纸灯笼，那时他还在XX物流，这些对联、灯笼都是公司发的年货。挨近中午，我把灯笼组装完，挂在阳台的晾衣架上，一家人开车去镇里办年货。

路上我开车，父亲坐在副驾驶上。姐姐打来视频电话，提前给爸妈拜年。视频电话一直是妈妈在和姐姐说话，父亲没看手机，只字未说。

妈妈挂了电话，父亲问我，“你在北京具体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写东西，也帮老板开车。”

“攒钱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如果你当初学了B照，就能开货车，XX物流目前在招年轻司机，月薪七八千。”

我反问，“像你一样还当司机？”

“难道你现在不是吗？”

我深踩一脚刹车，车熄了火。

春节过后，我从那家影视公司离职，进入一家广告公司。公司位于通州，算上老板，总共才五个人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的工资达到了，翻了倍。

平时工作不忙，每天写写文案，发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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